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提出，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

此前，根据新华社消息，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中，北京大学纳米科技中心主任、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就培育大中小企业有机结合的高科技产业生态提出建议。李克强在会上回应，促进科技创新要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支持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政策不仅要面向科研院所、高校、大企业，还要加大对中小微科技企业支持，激励科研人员更好创新，让成果转化更加顺畅。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忠范今年也拟提交关于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提案，让企业家像科学家一样申请研发经费。3月5日，刘忠范就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人员激励问题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

打通产学研协同链条的关键在哪儿？

科学家往前走一步，企业家往回走一步

只有科学家愿意往前走一步，企业家愿意往回走一步，做好产学研协同创新，补齐创新链条的短板，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才能转化为产业落地的产品。

红星新闻：在您看来，当前科研成果转化、产学研协同链条打通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刘忠范：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就要突破高科技产业发展瓶颈。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着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不断增长的科技研发投入未能有效地转化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大学和科研院所做的基础研究，企业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够不着、接不住，因为它无法直接转化落地，只是一个原理上的可行性证明和示范性产品，实际工程上的可行性很难说。而企业通常想要的是立刻产业落地，明天就拿去市场上卖钱。

实验室里的可行性研究找到证据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规模化和工程化问题。而工厂里量产，中间要有一个工程化放大环节。这就是我们说的科技创新全链条中的“4-6”，也就是“中试”和“工程化”，它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的桥梁。我国在这个环节上存在严重短板。科学家往前走走不动，企业家又做不动，中间环节连不上。

对此我深有体会。以我自己在做的石墨烯材料产业化为例，我大学实验室里学生是主力，而且学科专业单一、背景基本相同，而工程化研发还需要物理、材料、加工制造等工程技术人员。所以在北大的实验室里，我只能到发文章、申专利为止。这些文章和专利在企业很难直接派上用场，产业化落地还差得远。

但我不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躺在书架上，仅仅用于学生毕业、自己拿“帽子”。因此，我下决心走出第一步，创办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进行“中试”和“工程化”研发工作，再进一步把石墨烯材料推向规模化、产业化。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根据需要招聘各种人才，还申请到来自科技部、基金委以及国防军工部门的支持，进而可以有更大的追求，做点真正有用的东西。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材料已经陆续推向市场，有些独创性的材料已经产业落地，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因此，只有科学家愿意往前走一步，企业家愿意往回走一步，做好产学研协同创新，补齐创新链条的短板，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才能转化为产业落地的产品。

高科技产业生态链中，大中小企业如何良性互动？

大企业是主干，中小企业是枝叶，“枝繁叶茂”是出发点

国企、央企和部分大型私企是树之主干，而千千万万科技型中小企业则是大树的枝叶，“枝繁叶茂”是制定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更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生态的必然要求。

红星新闻：您认为大中小企业有机结合的高科技产业生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忠范：在1月2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上，我把我国高科技产业体系大中小企业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比作“参天大树”。在这个体系里，国企、央企和部分大型私企是树之主干，而千千万万科技型中小企业则是这棵大树的枝叶，“枝繁叶茂”是制定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出发点，更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生态的必然要求。光秃秃的一根树干肯定是长不好的，要有枝叶。

而我国的现状常常是“大树底下不长草”，周边都被它吃掉了，结果是其抗风险能力很差。现在我们很多东西被国外“卡脖子”不让进口，跟创新生态建设的不足密切相关。如果大企业周围有一堆“专精特新”的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就会强得多。

那么这些中小微企业谁来带动？孤零零的一堆树枝和树叶放在地上，自然会被风吹跑，只有依托大树、长在大树上才能健康成长。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通常都引领着一批中小企业一起健康发展，形成“核壳型”产业生态。大中小企业互相牵引、互为支撑。这些中小企业是大型企业的保护壳，并担当着“专精特新”技术创新源的角色。繁荣中小企业，打造抗冲击能力强的“核壳型”产业生态，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那次座谈会上，我再次拿石墨烯举例。我们注意到，韩国的石墨烯新材料研发工作做得很好，为什么？我们发现三星公司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三星公司从零几年开始就对石墨烯做了布局并大力推进研发工作，通过合作投资等方式带动大学和科研院所前进，进而产生了一批石墨烯小微企业，竞争力很强。

红星新闻：在这个链条和体系里，为什么中小企业需要特别的资金支持？

刘忠范：中小微科技企业是“专精特新”技术创新源，在工程化环节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大企业不可能什么都做，不可能包揽整条产业链。很多成功的企业，周围有一堆小公司给它“打工”，根据大企业分解出的需求专门供货。比如做手机，一个手机企业有很多零部件供应商，很多是小微企业，有的做盖板，有的做电池，有的做散热膜，有的做光学镜头，等等。这些小微企业都有独门绝技，它只做一个擅长的就够“吃”了。

而做技术研发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风险大的工程化。但很多中小微科技企业就是百八十号人，生存都成问题，只能做产品。所以说高新技术企业有一个培育的过程，之后才能用市场收益投入研发。这个过程需要资金支持。

不可否认，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虽然规模庞大，但存在着核心竞争力不强、技术研发投入意愿和能力不足、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现实问题。尤其现在，新冠疫情尚未结束，众多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科学家可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等无偿申请经费做科研，这是“不带腿”的，只要有文章、专利等成果即可。但是这种经费企业很难参与竞争，尽管国家已经出台各种政策向企业开放。中小微企业通常只能引入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银行贷款等，有股权或债权主张，并非无偿。

我有学生在国外创业，我了解到就是有无偿基金资助的。

如何多元化提供资金支持？

重启无偿资助的创新基金，给出“临门一脚”型激励无偿资助的创新基金属于“雪中送炭”和“临门一脚”，能够激励更多的科技人员勇于迈出第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开展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红星新闻：我国有这样的无偿基金吗？

刘忠范：在调研过程中，我刚开始以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基金，后来发现中国是有的。实际上，早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国务院借鉴美国扶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计划（SBIR），批准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并通过2007年修订《科技进步法》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只是目前已终止。

截至2014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26亿元专项资金，直接资助了4.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实践成效方面，创新基金直接资助了1.3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比13%（2016年底数据），所资助的企业成功上市数量分别占创业板26%、中小板15%、新三板15%（2017年6月数据）。

现在，有了风险投资基金、产业基金等，上述创新基金被认为不需要了。例如，2020年6月，注册资本357.5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成立，旨在用市场化手段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股权投资规模，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服务。

红星新闻：有了常规的市场化支持模式，为什么还要这种基金？

刘忠范：无偿资助的创新基金和有偿支持的市场化资本运作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属于“雪中送炭”和“临门一脚”，能够激励更多的科技人员勇于迈出第一步以及激发中小企业开展技术研发的积极性；而纯市场化资本运作不可避免地带来“心理障碍”和“患得患失”。

你让一个教授立刻拿产业基金开公司，很多人是不敢的。反过来说，有这么一笔基金，跟在大学的科研经费差不多，大家就敢去推动工程化，心理效应是不一样的。从企业的角度讲，企业也能够申请基金，这个钱也不用还，就愿意投入技术研发了。这样，科学家愿意办企业，企业家愿意做研发。企业的实力增强后，能带来很高的产值、纳税，回报会远远超过无偿的投入。这笔账要会算。

这种实践成效的差异现已逐渐显现出来。有一些部门已经在推动重新启动创新基金，我也希望能够再加把劲，希望国家把这笔钱重新拿出来支持企业。

红星新闻：那么，您提案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刘忠范：启动升级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面向科技型、初创型中小企业，同时面向项目执行期间内注册企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不附带任何条件，无偿支持市场需求导向的原创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一招鲜”技术等工程化技术和工艺研发工作。

具体来说，“创新基金”由科技部管理，每年由中央财政投入80亿元人民币（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计算），年均资助5000-8000个技术研发项目，10年惠及科技型中小企业5万家以上。

从战略层面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让中小企业家像科学家一样自由申请竞争性的研发经费，提升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广大科技人员迈出创新创业的第一步。

如何解决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激励难？

希望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科学家上“货架”上“书架”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家要致力于做点真正有用的东西，或者上“货架”，或者上“书架”。前者是对国计民生有用，后者是对科学有用。

红星新闻：您刚刚指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广大人员缺少把基础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化的意愿和能力。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激励问题在哪里？

刘忠范：在这件事上我有亲身体会。科学家有技术，可以卖给企业，还可以像我现在这样，自己通过研究院做产业化。做不一样的事情是需要勇气的，像我就愿意往前走。

但是，现行的评价体制机制让大家没有动力“往前走”，做完放到书架上就完事了，因为有文章、专利就行了，就可以拿学位、评职称、获奖项、拿头衔。

这跟我们学术界的价值追求也有关系。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家要致力于做点真正有用的东西，或者上“货架”，或者上“书架”。前者是对国计民生有用，后者是对科学有用。这些东西才让你真正有成就感和获得感。我们要提升研究的品味，不能只追求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同时，如果没有很好的保障机制，大学科研人员往前走非常难。实际上，我现在要给研究院的240多人开工资，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压力。

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科研人员往前走，既没有推力，又没有吸引力。如果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创新创业，又有资源经费保障，就能给更多的人勇气去转化科研成果。

红星新闻：您的勇气来源于哪里？

刘忠范：我其实是希望做成一个示范、一个样板，以后别人能复制参照。我真的希望探索出一条产学研协同创新之路，让更多的教授觉得这是可以走的，而且更有价值，也更有成就感、获得感。

我推动重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也是希望更多人愿意去走这条道，这样的话中国高科技产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